30年前，朱国忠因“通敌”被误判15年，经申诉改为10年。出狱后再申诉改判无罪。然而只过了6个多月，他又被宣告有罪。为洗清罪名，他只得靠打工维持生计，积攒盘缠，继续奔波于锦州和宜昌之间苦苦申诉。人生的韶华在申诉中流逝。苍天不负苦心人，在他53岁的时候，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给了他公正的判决。

    2004年10月25日，朱国忠专程从辽宁锦州赶到湖北宜昌。他在学院街旅社女老板“杨三姐”的陪同下，来到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办公室，向庭长王赞雄等人表示谢意。
　　朱国忠激动地说：“要不是你们秉公执法，我这戴了30年的‘反革命’帽子，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摘掉呢！”说着说着，这位耿直的东北汉子只觉得鼻子发酸，两行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。
　　百里挑一幸运儿　不远千里来宜昌
    1951年9月26日，朱国忠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。身为长子的朱国忠聪明伶俐，3岁能背《三字经》，5岁会算加减乘除，深得父母和街坊邻居的喜爱。
    1970年1月，当地建设部门招聘工人，支援内地国防建设。初中毕业的朱国忠经过严格的政审、体检和考试，幸运地被录取了。
　　当时，朱国忠的父亲是国家大二型企业——辽宁锦州合成纤维厂服务总公司总经理，母亲是厂里一名普通工人。一家人都为他高兴。
　　同年2月，18岁的朱国忠打点行装，随原国家建委一局某公司，来到了位于湖北宜昌某山区，为一家机械厂修建厂房和安装设备。
　　朱国忠是一个性格豪爽、待人真诚的人，再加上他的聪明勤奋、英俊潇洒，自然赢得了不少姑娘的青睐。1973年，朱国忠经人介绍，在当地谈了个女朋友。多少年后，朱国忠仍对那段甜蜜的日子难以忘怀。
　　闲来无事听“敌台”　味精化水写“密信”
    1975年，朱国忠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。当时，由于没有电视等其他娱乐设施，下班之后，听收音机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娱乐方法。朱国忠攒钱买了一台收音机，收的台比别人要多。
　　当年2月的一个晚上，朱国忠下班后正捧着收音机调台。突然，一个娇滴滴女人的声音出现了。他觉得好奇，便竖起耳朵听了起来。“这不是人们常说的‘敌台’吗？”朱国忠惊得目瞪口呆。
　　生性好奇的朱国忠并未就此罢手，他反倒觉得“越听越好玩”。由于涉世不深，缺乏辨别判断力，再加上受广播里反动宣传的蛊惑，朱国忠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试探着将两封言辞激烈、对现实表示不满的书信，通过邮电局寄往境外电台指定的收件处。
　　朱国忠寄出的信，是按照境外电台主持人所教方法写的：他先将钢笔的墨水管洗净，再将食用味精化成水灌在里面，然后在白纸上书写。这样一来，即便别人拿在手里仔细看，也不过是一张白纸。只有用碘酒往上一涂，才能读出字来。
　　朱国忠说，他寄出两封“无字天书”后，几乎忘记了这回事。他依旧哼着东北小曲，每天上班干活下班玩耍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两封信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
　　一夜打成“反革命”　十年牢狱失初恋
    1975年6月的一天，朱国忠的厂里来了数名公安人员。
　　“厂里出大事了！”“有一名潜伏的间谍，在向敌人写信报告情况呢！”“这不，公安就是来查这个人的！”一时间，厂里像炸开了锅一样。
　　朱国忠吓出了一身冷汗。“是我自己惹了祸啊！”他急得抓耳挠腮，不知所措。
　　公安人员通过信封上面的笔迹查到了他。朱国忠坦白了所有“罪行”，说自己的确向境外广播电台写了两封信，但他真的没想过要“颠覆无产阶级政权”，更不是什么“潜伏间谍”。当天，他就被办案人员带走关进了看守所。
　　同年9月28日，朱国忠被法院以“恶毒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”和“流氓罪”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朱国忠不服上诉，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。
　　就这样，朱国忠被押往武汉某监狱服刑。
　　在监狱里，朱国忠不停地申诉。1979年7月14日，朱国忠谈女朋友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人之常情，“流氓罪”被取消，刑期减为10年。
　　而就在朱国忠服刑期间，他的女朋友被迫与其分手，不久便嫁为他人妇。
　　出狱之后娶新娘　为讨清白又离婚
    1985年6月28日，朱国忠结束了10年的刑期，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。这年，他34岁。
　　踏进家门，朱国忠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惜日满头乌发，精明干练的母亲，如今已是两鬓苍白，忧郁成疾，病退在家。
　　原来在他服刑期间，父亲和弟妹们的提拔、参军等，都因为是“反革命家属”而“政审”不合格。朱国忠觉得愧对家人，痛苦不堪。
    1986年初，在家人和亲友的关心下，朱国忠与一位比他小10岁的黑龙江漂亮女子结了婚。同年11月14日，法院根据朱国忠的申诉，再审宣告他无罪。然而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事情又发生了令人预想不到的变化。
    1987年6月5日，正当朱国忠忙于恢复工作、落实待遇时，法院再次作出刑事裁定，维持以前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。陷入困境的朱国忠，被迫两次申诉。
    1994年，朱国忠结婚后的第8年，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夫妇已经收养了一个乖巧漂亮的女儿。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　　其间，朱国忠凭着勤奋聪明和良好的人缘关系，在当地做起汽车装饰生意，并赚了一些钱，新购了商品房，还拥有了汽车。
　　然而，10年牢狱之苦和“反革命”的帽子让他郁郁寡欢。在出狱后的10多年里，他20多次往返于锦州和宜昌之间，每次开销就要上千元。妻子和亲友都劝他现实一点，放弃申诉算了。但朱国忠决心已定，他说：“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要讨回清白！”
    2000年，忍无可忍的妻子终于提出和他离婚。朱国忠为了不连累家人，只得含泪同意。他与妻子商定，读初中的女儿由他抚养；6岁的儿子随母亲生活。他还把房子和变卖汽车等财产后的数万元存款，给了她们母子，自己和女儿只留下了少量的生活费。
　　从此，他靠帮人打短工，供养女儿上学和维持基本生活。同时，还要省吃俭用积攒盘缠，继续进行艰苦的申诉。
　　申诉路上多辛酸　幸遇好人杨三姐
　　离婚后的朱国忠，到建筑工地当过小工，帮人送过蜂窝煤，还到集贸市场干过装卸工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。此时，朱国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为自己为后代为家人摘掉“反革命”的帽子。
　　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多亏‘杨三姐’大义相助！”朱国忠感激地提起他在宜昌遇到的“好人”。
　　“杨三姐”今年50岁，她2001年9月承包了街办企业“学院街旅社”。由于她敢于仗义直言，还经常无偿救助素不相识的困难群众，因而深得社区街办和学院街派出所的好评。
    2001年11月上旬，朱国忠又踏上了锦州开往武昌的火车。在车上，由于连日劳累，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等下车时一摸口袋，装在里面的800元钱早已不翼而飞。身无分文的朱国忠，只得风餐露宿，徒步而行。他用了3天时间，步行150多公里到了仙桃市，这时他因体力不支，晕倒在公路边上了。
　　一辆回宜昌的出租车发现了他并顺道把他带了回来，送到了学院街旅社。
　　第二天，朱国忠一觉睡到下午3点才醒来。当他向“杨三姐”讲述了自己被打成“反革命”的经过后，“杨三姐”当即毫不犹疑地说：“你就在我这里吃饭住宿，先不要谈钱的事。”“你将来申诉成功了，有钱就还，没钱就拉倒，算我积德做了一回好事！”听到这些暖人心扉的话语，朱国忠感动得直搓双手，嘴里不知说什么好。
　　艰难申诉三十年　终审判决还清白
    2002年9月2日，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兰芳亲自接待了朱国忠，并认真听取了他的陈述。此后不久，他的申诉材料转到了立案庭。因此案涉及到纠正原审错误判决，立案庭又按程序将材料转到了审判监督庭。
　　从1975年到2004年，朱国忠为洗清“反革命”的罪名，进行了长达30年的艰难申诉，写下了100多万字的申诉材料。
　　当笔者问朱国忠凭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这样苦苦申诉时，这位坚强的东北汉子语出惊人：“凭着对共产党的信念！因为她讲实事求是，讲司法公正，讲以人为本！”
    2004年3月5日，朱国忠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。
　　这一天，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（2003）宜刑再终字第5号《刑事判决书》，撤销了原有的4次有罪判决，宣判朱国忠无罪。并宣告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　　判决书中说，朱国忠向外投寄挂钩信件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充分。但其行为，实为在敌台广播诱惑下受骗上当，目的在于向敌特机关索取钱财，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，也未进行反革命活动。原判定性错误，应予以改正。
    30年了，朱国忠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！
    10月29日，当笔者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于是拨通了第八、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校长黄玉章中将的电话，想听听他对这个奇特案子的看法。
    76岁的黄将军听完情况介绍后说，宜昌中级法院能够对朱国忠这样的案子进行重审，并且宣告无罪，反映了他们严格依法办事，严格公正执法的政策水平；彰显了司法为民和以人为本的精神；充分体现了国家法律的公信力！
　　朱国忠已深深地爱上了宜昌。他说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，是块发展的好地方。他准备约老家的朋友来宜昌，重开一家汽车装饰公司。